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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同行致远》:给学生自由去发掘热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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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时间:2020-06-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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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名:《同行致远》作者:张懋中出版社:商周出版出版日期:2018年4月24日

《同行致远》:给学生自由去发掘热情

有一天,我遇到在UCLA指导的博士生Jenny,她刚回台湾的某大学任教,我问她教学状况如何,Jenny叹了口气:「台湾学生的步调好慢、学习意愿好弱啊⋯⋯」

怎幺会这样说呢?我们聊起UCLA电机系的作风和台湾的差异,有一门课程叫做「数值系统设计」,课程长度是十週,从第一堂课开始,教授就指定学生要执行哪些作业或专案,隔週就要交报告,接下来週週如此。Jenny说:「回台湾后,同样的课程内容,我得开两个学期,一共三十八週!花了快四倍的时间才教得完。」

美国的大学生习惯高密集的课程,为什幺台湾的大学无法以相同的强度开课?我想,这无关聪明才智,而是台湾教育结构性问题。

问题一:从来没给学生自由

我到交大担任校长后,对台湾的大学生有一些观察,首先是大家普遍温和乖巧,可是比起欧美的学生,较缺乏探究真理的热情。由于缺乏热情,生活就没有方向,眼前遇到什幺问题便应付或拖延过去,因此常对未来感到茫然。

在中学时代,美国的学生「很会自我发展」,自由探索自己的兴趣、发掘热情所在,台湾的学生却过得非常压抑,除了「念对考试升学有帮助的书」,许多兴趣与活动都被牺牲了。

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,美国学生念大学多是出于自己的选择,自我驱动力很强,加上学费昂贵,所以更是卯起来认真读书。今天,台湾的大学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,台湾的大学生往往不是出于自身意愿,而是「似乎非如此不可」的社会氛围,没有思考清楚就来接受高等教育。

这样的学生带着「多年媳妇熬成婆」的心情上大学,不知道能在大学中得到什幺,于是像要讨回幼时积欠的童年複利般,做一些单纯杀时间的玩乐,学分挑营养的修,考试前K一下「学霸」同学的笔记,只求考试能过关,对报告也只是交差了事。这样截然不同的训练态度,在持续累积四年后,美国大学生的竞争力自然就远远超前了。

问题二:过分讲求速效

电脑让资讯取得容易,现在的学生可以做到以前学生做不到的广博程度。如果学生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,接收大量资讯是很有帮助的,但在没有建构有体系的思考能力下,让资讯垃圾进垃圾出(garbageinandgarbageout),反而令人担忧。

学生习惯与电脑互动,输入一个指令,就会得到程式语言的回应。我是学工程的人,也在交通大学推行「全校写程式」的通识课程,但程式语言的逻辑是固定的,自然世界与人际关係却是更複杂深奥的,更需要时间去理解。

现在许多大学生不读有完整体系的教科书,要教授提供整理好的讲义,只读消化好的内容,但这和人工再製的速食一样,吃了之后迅速得到热量,可是你不知道食品的原貌、製作的过程、烹调的顺序,然而这在知识的追求上是有问题的。

我有幸拥有一个「很闲」的童年,顺利地发掘自己的兴趣,依循热情学习,大学时代也刚好没有这幺多必修课程,有许多优秀的同学与我一起进步,所以每一堂课都修得很深入。我认为要尽量给年轻人一些空间去思考与交朋友,即使学生看似坐在那边胡思乱想,也不要急着去批评他们。

问题三:不敢主动领导

台湾许多年轻人不清楚自己的方向,经常也欠缺勇气与自信去领导别人。美国高等教育讲究「主动与负责」和「判断与领导力」的特质,这也是台湾学生普遍比较缺乏的,需要有意识地去培养,回想年轻时期的我也曾经是这样。

这个故事要追溯到我在M/A-Com实验室的第二年底,因为不想继续研究已经十分成熟的硅微波电晶体,我便向实验室主管辞行,「Frank,你想要股票还是加薪,我们通通答应,千万不要离开!」主管全力慰留我,得知我想离职的主因后,他有一个提议:「我们在美国东岸成立新的实验室,你可以到那边看看!」

我从美国西岸洛杉矶搭飞机到东岸,再开车前往实验室。时值隆冬,车窗外的气温是零下四十度,对物理学家而言,零下四十度就不用提是摄氏还是华氏了,因为换算的结果都一样。台湾超级马拉松选手陈彦博的自传《零下四十度的勇气》,描写他如何在天寒地冻的北极活下来并超越极限,大家可以想像零下四十度的风雪,是如何让来自亚热带国家的我「胆寒」。

新实验室在一座山丘的森林里,停好车子后我要穿过小径去面试时,发现车子竟然开始往山下滑!洛杉矶不下雪,停车自然不用拿出三角形的垫片放在后车轮下,但在这冰封般的山丘上,忘记这道手续可麻烦大了。当时我年轻气盛,心想不能让车子就这样掉到山坡下,连忙转身去追,幸好是让我追到了。

狼狈不堪地再次停好车子,来到实验室,首先面试我的一位资深研究员拿着一个印着「NO」的马克杯,与我在会议室面对面坐下来。这名面试官的形象,完全就是电影《○○七》中的头号反派诺博士(Dr.No),诺博士的最大特色,就是总是说「NO」。

当天谈完所有的人,晚上和接待我的印度裔副总(VP)去吃晚餐,对方告诉我:「诺博士满喜欢你的,我们都很希望你能来这边当实验室的经理。」

闻言我大吃一惊,除了扑克脸的诺博士居然这幺肯定我,还有我是来应徵研究员,并不是来应徵当实验室经理,对方怎幺把我自动升官了?或许是华人教育中温良恭俭让的「遗毒」太深,我直觉自己担当不起,而我面前印度裔副总的反应却是大惑不解,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,应该要立刻说Yes才对啊!

我后来到洛克威尔科学中心当研究员,十五年来从研究员晋升管理职,然后当上高阶主管。回想当年,或许我可以更早开始学习如何当一名领导者。

领导者的修练

领导者要能在其他人还没发现问题之前,先主动提出来,并指出方向带领众人,同时也要挑起完全的责任,赋予权力让团队去执行,所有人一起跟上来,整个群体才会进步。

要让人跟随,比起高压地挥鞭子催促,更重要的是激起对方探索知识的热情。犹记我在UCLA任教后,一位博士生的研究一直原地打转,他资质聪颖且桀骜不驯,我知道若把他逼到墙脚多半会招来反效果,宁可多给他一些反思的空间,于是在一次原本是尖锐对抗的会谈中,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:「这样下去,我很忧心你的未来。」这位博士生听懂了,痛哭失声地向我道歉:「谢谢教授这幺关心我。」他的课业与研究也出现了突破。

台湾教育有许多问题,追根究柢是「只学答,不学问」,让学生根本没有机会认识自己。环环相扣的问题必须从源头解决,我除了鼓励大学生跳脱框架去思考,也期待家长、学校与社会,把自由还给学生,让年轻人有更多空间与时间,去探索自身的热情。